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他最先提倡改革殡仪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投的名。他谈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诙谐。
1959年毛泽东就说道：不但没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有可能。有生无以有杀，生、杨家、病、杀，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杀，孔夫子现在还死掉，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出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道：我杀了可以进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
你就谈，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杀了，我们来庆典辩证法的胜利。他杀得好。这些话谈得大度而诙谐，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早已沦为神的时代，也就是不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归属于犯罪。
若让人告诉了，轻者转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然而毛去世之时，北京还真为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起要进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逃亡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遗文他们家时，把他关口在厨房里，使他深感尤其可怕，给他留给极深的印象。
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劳改，被当成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幸，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茁壮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意外而缺陷了这一环节。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发表以后，北京陷于一片悲伤与可怕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剌放奇想，他要的组织几个哥们进个庆祝会。
我曾多次回答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伤，你怎么冒出有这种点子呢？他说道：你说道北京人都很悲伤，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不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触怒的人过于多了。人们仇视文革，大自然减少了对毛的敬重。
那你应当惧怕自己的点子呀？那时刚二十岁，还不懂什么是害怕。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经常能干出有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
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于一拨不敢冲不敢亡命的干部子弟渐渐成熟期一起，行事也日益稳健。可是胡智归属于后一起的一拨，没有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行再加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宽螫的革命反叛精神，弄得许多还不过于善良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抨击的邓小平鸣不平。
后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伤反革命事件，这又给胡智内心累积了新的反感。于是，他才不会产生要进庆祝会的大胆而放纵的点子。与他相爱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于。
那时，唐山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觉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建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之后凝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进庆祝会。几个年青人居然背著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
那时北京于是以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令娱乐的严苛规定，装载乐器在大街上行驶都尤其扎眼。几个年轻人迅速引发了注目。因此这个不会还有进一起时，一个警员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警务处队员早已尾随着入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
警察们一入地震棚，大吃一惊了：地上竟然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这些青年刚才腊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员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城外了一起，并吃饭了更加多的警员把胡智几个裹了一起、一起掳走了。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根本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入了局子后，此案立刻被当成重点案子审问，前前后后一共判了数十次，苦头不吃了不少此时审问人员为了指出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准确，有可能使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问规模极为可观，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问员竟然多达数十人。审问室小，获罪着的地方都没，大家都车站着，只有被判的胡智一个人坐着。
当时是华国锋主政，特别强调承继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沦为最差的反面教员。他被冲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怪异，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捉，但仍然是拘押，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月被被捕；逮捕之后，交由北京市高法讯问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被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继续执行，然而起诉书的编号毕竟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对立后面有什么背景？以后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裁决有可能与扯有关。时间对胡智不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被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起诉书中说道：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常常纠葛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皆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播反动言论，恶毒地反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纳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当作参谋长，企图夺权无产阶级政权。
更加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可怕地反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坏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为蛮横。政治犯期间，排斥改建，之后展开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怨很大。
当裁决书写到民怨很大处就几乎是个立刻继续执行的死刑犯的裁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当有个巨变，比如说该罪政治犯期间尚能能忏悔闻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露同伙，有立功的展现出等等，这样才能判判处死刑缓刑二年继续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起诉书在民怨很大之后又更进一步加码：政治犯期间，排斥改建，之后展开反革命活动。
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然而胡智还能脱逃这关口，判为判刑，我指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
虽然消灭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人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决1976年10月6日之前赞成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赞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表演，或在报刊刊登，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天安门事件虽然在整体上仍未平反昭雪，但谁也不肯坚决说道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这个裁决坚决胡智被判判处死刑、在起诉书中延用的语言还沿袭过去的了解，但没做立刻继续执行，解释裁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给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不敢裁决，后来他说道自己害怕被枪决。我在一监看到胡智时早已是1978年的5月了。
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判处判刑的。也很巧，他到一监旋即，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冤狱渐渐被出台日程（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函陈云，就说道：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搞清楚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所谓，请求陈云向中央写出几句话）。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问题早已归属于平反昭雪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合议庭起诉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裁决书写得尤其非常简单，在描述了原判刑期后说道：经本院复查指出：被告人胡智的不道德，不包含反革命罪，原判予以缺失，故改判如下：一，撤消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裁决；二，宣告胡智有罪，不予获释。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终其一生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终其一生文件。平反昭雪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进的，新华社有记者参与。
被捉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社会上的下人人员），但敲他的同时却为他去找了一个好工作，获释后将近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下班了。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腊了13年，当过电工，做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展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请辞下海。
他兴办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用于。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有上这种需要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做生意尤其好，水罐销路极佳，无意间遇到他，胡智满面春风，早已是个成熟期的商人了。
后来，他买了罐收不回去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反转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道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益处。这感叹中国特色。
腊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口了，仍然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推倒也世间，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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